沈从文留下的书信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数量惊人，其全集收录的有九卷之多，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。书信作为一种私密性极强的文体，其写作不是为了发表，而仅限于亲友之间的私下交流，因此它能更多地坦露一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从而在作家研究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沈从文未曾有信与郭沫若，
现存沈从文解放前的书信中，仅在致友人王际真的三封信中提到了郭沫若。1930年1月3日，沈从文致信王际真说：“你要不明白‘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’，若是要，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，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（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，其余多是熟人），去年到此就讲诗，别的不说。”稍后几日，他又在复王际真的一封信中说到郭沫若：“中国目下青年作家，说故事好文字好的，似乎还有几个人，若是想选出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难了，依我看，是郭沫若、郁达夫都不行的，鲁迅近来不写，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。”同年1月29日，他在致王际真的另一信中再次提及：“许多英文系（外国语文学）毕业的大学生，皆不能读外国报纸，所以在上海，近来是无数靠译日本作品成伟人的。从前的周氏兄弟，郭沫若，现在的沈端先等，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转贩到中国来了，这原因一则是翻书人太多，其次则为译者的文学理解力，懂文学的不肯随便翻，翻的人多数是不大懂的角色，所以现在译品杂而且滥，呈空前混乱。”
沈从文说中国新诗人中他“只不熟郭沫若，其余多是熟人”，这一点基本符合事实。并且他认为郭沫若、郁达夫的文章“不行”，只有鲁迅、冰心文章还不错，可鲁迅“近来不写”，冰心的题材又太狭窄。沈从文这里对郭沫若的评价，与他稍后写的《论郭沫若》一文对郭的批评是一致的。在该文中，他一方面肯定了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成绩，一方面又指出其在小说创作上的缺陷：“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、诗人上、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，加以尊敬和同情。在小说方面，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，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。”他又在《论中国创作小说》一文中指出，郭沫若可以写诗写杂文，但不适合写小说，因为他“不节制”的文风将使他的小说一无是处。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《斥反动文艺》，对沈从文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，给沈扣上了“粉红色作家”的大帽子，并说他“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”的。他的这一观点，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，而且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。
解放后，沈从文被迫改业于文物研究，再也没有专门的文章论及郭沫若，但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亲友的书信中，很值得辑出来，集中起来看看。
“文革”刚开始不久，老舍自杀，丁玲、茅盾、巴金、曹禺等先后遭到批判。面对凋敝的文坛，沈从文颇感痛心。1968年3月9日，他致信儿子沈虎雏，说道：“许广平日前故去，用‘作家’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，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。就只那么一个人。总理曾说，大意是‘新起的比旧有的多好多倍，名字一时还不曾为人熟习罢了’。这是很自然的。不过大多数人盼望的不仅是‘人’，主要还是‘作品’。”在沈从文看来，虽说新起的作家有一些，但和老一代作家相比，他们尚拿不出“十分辉煌和大时代相称的作品”。唯一留在台上、用“作家”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郭沫若，其作品算不得过硬的。上面信中“就只那么一个人”一句，似在用春秋笔法传达出他对郭的某种不屑。
1969年11月15日，沈从文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：“我是从近五十年总历史去学习，觉得对主席的敬爱是已具体表现到近廿年工作中的。有做得对处，例如工作方向对了，方法也对了，所以好几部门新工作，千年来无人敢下手、肯着手的，我就老老实实从《实践论》指示求知识方法，不多几年，全学通了，有了发言权（还不仅是在国内）。也有做的不尽对处，如帮同郭沫若四个历史戏搞服装道具，曹禺搞《胆剑篇》也参预其事。但是两个人都不成问题，曹禺已在写新戏，我的错误因而也不提了。”由于此前毛泽东曾点名批评当时戏曲，几乎全是歌颂“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”，并称文化部是“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部，或者外国死人部”，所以一些表现“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”的戏剧，先后被视为“毒草”。沈从文帮郭沫若等人的历史戏搞服装道具，也曾被列为他“放毒”的罪状之一。令沈从文感到庆幸的是，郭沫若、曹禺两人比较“识相”，因而他们的问题似乎并不大，很快就又得到当局的起用。他信中谈的即是此事。
1971年10月，郭沫若的大作《李白与杜甫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，颇令时人侧目。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，鲜有公开评价者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论者骤增，但多为批评之声，盖源于该书对“诗圣”杜甫的贬低，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。有人说，毛泽东喜欢三李（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）而不喜欢杜甫，郭沫若“扬李抑杜”，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，投其所好。沈从文在1972年7月1日致张宗和的信中，曾谈及该书。他说：“有三家书店卖内部书，有介绍信即可买，近年的书应有尽有。……郭著《李白与杜甫》，一般反映意见却不好。”1976年2月4日，在复许杰的信中，他又一次提到：“我觉得‘破’孔老二的虚伪，文学作品当然可以用之为主题，从各方面去写，重要处是所写‘方法’和‘表现能力’，是不是‘艺术’，效果又如何。所以别人写，我也写，别人不写时，已过了时，我还间或写写。因此后来即有人不看内容，给我一个‘恋爱作家’的称呼，比‘多产作家’似乎又升了一级，加深一层‘贬’意。到郭院长时，就再升级，定为‘粉红色作家’矣。还在文前预先说明，‘从来不看’我作品，不必看，即赐以‘粉红色作家’佳名，和近年写《李白与杜甫》有连续性的。”看得出，沈从文对郭称自己为“粉红色作家”颇有愤慨，并且认为这和他“近年写《李白与杜甫》有连续性的”，皆出于其一贯的趋时之需。他说，自己解放后，主动放弃“空头作家”的名分，改作“文物研究”，就是因为不能像郭那样会趋时。
新中国后，沈从文和郭沫若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。如果说二人有过某种直接接触的话，那就是郭曾主动表示要为沈从文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写序。1973年12月7日沈致信杨振亚，在谈及《服饰资料说明草稿》时，提到郭沫若主动为其作序一事，他说：“最先企图，是为总理外出送礼而用，因此康老看后为题一签。他把那么一种重要工作交给我来主持，总经过些考虑。我敢答应下来，也不是不事先考虑！郭老并主动为写一长序。”郭沫若为沈从文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作序，时间是1964年6月25日。该序并不长，只有区区200来字，且读来大而无当，全是空话套话，其中甚至连沈的名字也未提及。至于说到郭的“主动”，据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在《沈从文晚年口述》附文中说：“沈先生讲，在书未成稿之前，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，谈到这本书，郭老主动说：‘我给你写个序言吧！’并很快就送过来了，序言成于书稿之前，郭老未看过书稿。许多人不明就里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，这就是原因。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一点歉意吧。”说郭老序言成于书稿之前，似乎与事实不符。1978 年9月，历史博物馆方面参与摹绘图像的青年同志以社会需要为由，提出把《服装资料》图像部分单独付印，沈从文不同意，坚持图文同印。为此，他在该年9月13日致信胡乔木，其中说道：“且在六四年把图象及说明样稿，分送郭老及文化部、中宣部和许多有关方面审查，再来就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，岂不是小题大做。”其中清楚地说到，1964年曾将图像及说明样稿送郭沫若审查，至于郭是否看过书稿，不好无凭猜测。但说郭序言成于书稿之前，显然与事实不相符。至于沈从文之所以有这本填补服饰研究历史空白的著作问世，是缘于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的建议。因此有人认为，这才是郭沫若主动命笔作序的真正原因。天性善良温厚的沈从文却认为，那是郭沫若在向他表示一点歉意。
1975年6月沈从文致信黄裳，其中谈及自己对郭沫若书法的看法。他说：“昨寄几张习字，想能收到。此道本不‘在行’，且搁笔已廿五年。由于社会新，要求严，除主席外，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，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，可称‘并世无敌，人间双绝’，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，和日本书道家周旋，已绰绰有余。……所以藏拙息手，实心安理得，若还想在冒充内行，‘假里手’马脚一露，恐吃不消。”郭沫若的书法自成一格，成就非凡，这一点已成为公论。可在沈从文的笔下却变了味，看似赞美，实际暗含反讽。他甚至把自己远离书坛，也归因于该行当有“并世无双”的郭沫若。此后他又多次表示过类似的看法，如1975年秋他致信陈从周说：“解放后，凡事‘定于一’，故去的有鲁迅先生，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，文学书法上的成就，都经肯定为第一流，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，‘中外无敌’。所以我因此即早改业，主动放弃了‘作家’名分，转到一般人都认为‘极没出息’的历史博物馆，重新学起，直到最近，为别的客观原因，才又破戒写写字，就便清理清理，还还卅四十年前下的索书旧债。”1976年10月12日他致信张宗和，其中再次说道：“我已快卅年没有为什么人写过一张字，……不写字冒充‘假风雅’，还有个原因，即觉得这一行死去的既有鲁迅，活着的又有郭沫若，‘天下定于一’，生死作家都有了一个人，就够了。我再来附庸风雅，似不必要。可是香港方面熟人办了个《书谱》，……说我是作家中唯一懂书法的人。说的当然近于半开玩笑的好意。其实写字在历史上从来多是在当时，谁官最大，谁就写得最好。”
人们大多知道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颇有成就的书法家。他的章草秀美飘逸，堪称上品。对于书法艺术，沈从文是懂得的。对于郭沫若的书法成就，他内心里也是承认的。因此，他没有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郭进行褒贬，只是对凡事（包括文学、书法）“天下定于一”、“官大位尊”的作品自然高的社会风气表示了不满，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郭本人的反感。
1976年初，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学者、作家许杰来信，为自己当年写文章批评沈从文表内心之不安。沈在复信中却说：“老兄过去所作之批评文章，很有鞭策作用，提起来，我倒应分感谢老兄，才合情理！因之改业及时，正如古人所说：‘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’，十分明显，是得到多方面鞭策帮助而来的。甚至于还应把郭院长的十分不公正的批评算在应该感谢之列！他可以译歌德《浮士德》或《少年维特》，有权利写浪漫诗歌，却不许别人更严肃来写点五四以来男女问题。正如张宗昌、韩复榘可以无限制增加如夫人以外再搞小家庭，却派警察到公园门前站定，不许女人不穿袜子进公园，以为有伤风化。――这种现实既存在，我就放弃了写作重新换个职业。若真有长处，也还有的是发挥机会！如没有过去种种，那会有今天？”沈在这里表示，他把别人的批评当作是对自己的鞭策，认为它们促使自己改业，从而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他甚至说自己很感谢郭沫若的那个“十分不公正的批评”。可他接着又对郭《斥反动文艺》中对自己的批评表示愤慨，认为郭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！1979年沈从文在复伯海的信中还曾说道：“因为正如郭沫若在某文中说，生平从不看我写的小说，随后又封我为‘粉红色恋爱作家’一样，我只遵守‘强权即真理’的现实状况，改行就是了。”看来，郭送给沈“粉红色作家”的名号，让沈从文一直忿忿不平。
另外，在给亲友的信中，沈从文在谈及现代文学史中作家的位置和排名问题时，也多次提到其中位置重要、排名靠前的郭沫若等人，并对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一直颇为不满。如1978年3月中旬，沈从文致信周耀平曾说道：“历来是，死去的惟鲁迅代表中国成就，活着的则为郭、茅。老舍、巴金、冰心……”1978年冬，在复阎纯德的信中他再次说：“对近卅年来的成就，重新肯定。若以为卅年代作品，大致也限于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冰心、曹禺、巴金为有成就。主要还是解放以来成就最最值得称道。”表达过类似说法的，还有他1979年复韩宗树的信、1979年9月14日致儿子沈虎雏的信以及1981年7月上旬复吴宏聪的信等。要强调的一点是，让沈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后来的文学史家，大都采纳了郭沫若过去对自己不公正的评价。
1980年1月27日在致沈虎雏、张之佩的信中，他说：“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没有我的位置，是应当的，十分公平合理的。若改得不三不四，倒令人痛苦！对我说来，倒是一种大灾难，不好招架！因为他们的批评，有的不是照抄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胡说，就是抄某某名公的判决……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中，不再用笔，即早‘避贤让路’，倒还是合情合理！这三十年改业搞得工作虽十分寂寞，但也比较平静，不至于卷入争夺漩涡中，不算十分失策！”
1980年6月17日在复张香还的信中，他又说：“我总算活过来了，即或心甘情愿的在极端困难寂寞中过了三十年，但在学校吃现代文学饭的教师，还依旧放不过我，得到一些新的文化官的鼓励和支持，还在新编的教材中，用四十年前老腔调，甚至于还采用荣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意见（这些教师似乎还很少知道苏的身份），加重批评我为‘反动落后’，胡扯一阵交卷了事。至于某大师特赐的‘粉红色作家’佳称自然更深入人心。尽管这位大人生前即以‘巧佞’见称。”
可以看出，沈从文认为郭沫若对自己不公正的批评，不仅影响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和命运，还直接影响到了他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和评价。因此，对于郭沫若，他一直心存芥蒂，没有好感。
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，使得他们成为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典型。他们一个坚持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和商业，甚至宁可封笔，转换自己的研究方向，也不用自己的笔趋炎附势；一个却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政治方向，始终不忘紧跟靠拢，甚至随风变换门庭，也在所不顾。其实他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如果说，沈从文的悲剧在于他不懂政治，却又喜欢对政治评头论足的话，那么，郭沫若的悲剧在于他太懂得政治了，以至于在随“风”起舞中失去了自我。作为当事人，沈从文对郭沫若难免会耿耿于怀，但对于我们后人来说，还是不宜单从个人道德及私人恩怨的角度来解释一切，以免遮蔽了对历史、对制度的真正反思。人们过去可能过高地估计了郭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对沈从文的影响了。在我看来，即使没有郭的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，沈从文新中国后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试想，许多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都未能幸免于难，像沈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又怎能逃脱呢？郭沫若一生的功过是非，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。后世在看待这一历史人物时，不论谅解与否，都应切莫忘记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建国后那个畸形的政治环境。
作者单位：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副教授
（本文编辑 王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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